“1986年初春的清晨鼎冠策略资，老陈，你又往东郊跑？”警卫小张把手里的保温壶递过去。陈永贵接过壶，嘿嘿一笑：“地里播种可不等人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道出他闲不住的脾气。
陈永贵正式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是在1980年代初。照当时惯例，中央给安排了木樨地干部公寓、警卫、专车和节日慰问。别人眼里，这已经是体面的“享清福”。可这位大寨出身的农民一连几天闷坐阳台，望着楼下行道树的嫩芽直挠头。他跟身边干部说：“我这岁数还能动弹，光拿待遇心里发毛，给我找点事干吧。”
组织也犯了难，让他再搞宏观决策不合适，思来想去，最贴合的还是农业。于是东郊农场抛来橄榄枝，想让老陈做个顾问。消息传到公寓，他当晚连夜翻箱倒柜，找出褪色的蓝布上衣，当成“上班服”。第二天六点多，他便坐进吉普车，一路开到朝阳区那片平整的农田。
农场伙计对他既敬又怕，毕竟“学大寨”口号曾响彻全国。谁料这位顾问落地就蹲地头，掰一把土抹手里，嘟囔：“这墒情差点意思鼎冠策略资，再撒一次水。”他不摆官架子，工间操还跟年轻人抢篮球。不到半年，种子改良、渠系维修、亩产核算都被他盯得井井有条。农场年终总结会，老工人咧嘴：“陈大叔跟咱一样，手心都是茧。”
既然干得顺手，为什么一直留在北京却不回昔阳养老？外界猜测不少，有人说他回去过，还有人干脆替他安排了“衣锦还乡”的桥段。事实并非如此。熟悉他的冯东书记者透露：昔阳县里对陈永贵的感情微妙，一方面尊敬他是“活招牌”，另一方面又担心他“说话冲，震得桌子哗哗响”。县委书记私下讲，“老陈在，咱干活就像脚底下踩着震源，稍不留神就发作。”陈永贵自己何尝不明白，索性选择留京，既帮忙又省事。
要理解这份顾虑，还得把镜头拉回旧时代。1928年，他出生在昔阳县巴洲乡石山村，小名“金小”，留给外人印象只有“穷”字。几岁丧父母，被李月妮收养，跟牲口一样在地里翻滚。成年后，当过矿工、长工，冬天手套破了只能“哈口气再干”。
1948年参加共产党，这一年解放战争鏖战正急鼎冠策略资，但农村同样缺人收割。陈永贵先在互助组里耕地实验，后来搞合作社，1950年被评为县劳模，1952年直奔省级劳模。那股不服输的劲头，他自己归结为：“饿怕了，一见粮食就红眼。”
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洪涝，他带头立起“压塌了房子压不垮志气”的横幅，全国掀起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。十年里，他从队长一路干到国务院副总理，坐进中南海却依然大嗓门。一次开会，某部委官员汇报数字漂浮，老陈猛拍桌子：“亩产吹起来吃得饱吗？”此言一出，会场杯子都晃了两下。
家庭方面，他的前半生同样坎坷。原配李虎妮比他小十岁，给他生了长子陈明珠，又抱养了女儿陈明花。1965年李虎妮病逝，大寨和县里怕他“前线后方都塌”，撮合了劳模宋玉林。宋玉林带着一个男孩嫁进陈家，改名陈明善。婚后不久，两人又生下幼子陈明亮。彼时陈永贵已是中央领导，却常被看见抱着孩子在院里转圈，邻居揶揄他“副总理当奶爸”，他回应：“娃娃哭了，开会也得停。”
搬到北京后，他坚持轮流做饭。一次在机关食堂学到干拌面做法，兴冲冲地在家试手，结果面团擀厚了，嚼不动。宋玉林笑他：“你这副总理的面条，牙口差的还真驾驭不了。”他却得意：“粗粮细作，能嚼动身子骨才硬朗。”
岁月终究不敌病魔。1994年，他确诊肺癌晚期。医生建议进口药，他摆手：“国家花钱培养我，我再花国家钱救自己，不合算。”病房里，他能自己走就绝不用轮椅，能自己端痰盂就不叫护士。生命最后两天才提出唯一“待遇”：想吃块西瓜。护士把冰镇西瓜切成小丁，他边吃边说“甜，再甜点就跟大寨的一个味了。”
弥留之际，他口述遗嘱：感谢党、感谢医护、感谢乡亲，但后事必须简单，骨灰撒在大寨，严禁动用飞机，免得扰民。1995年3月26日，火化结束，家属拎着骨灰盒坐火车，深夜抵达昔阳。第二天清晨，骨灰随山风散落梯田，只有几位老乡远远站着，没有鼓号，也没有横幅。
最小的儿子陈明亮没有接班进仕途，而是下海做贸易。有人笑他“副总理之子卖钢材”，他耸肩：“老爷子教我一句话，挣钱别坑人，赔了也别赖账。”前几年，明亮的公司被卷入价格战，同行抹黑他“凭父亲名气抢市场”。他只回了一句话：“生意做好了，父亲地下乐；做坏了，他在山里都不安心。”
从昔阳土窑洞到首都公寓，再回到大寨梯田，陈永贵的轨迹其实很直——惦记庄稼、惦记庄稼人。他没写回忆录，也拒绝给自己竖铜像。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笑着拍胸口：“种地的，图个实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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